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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随记)之二十五、二十六

2020-05-15 11:38:02

刷屏照片调查


作者: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刘宇


提起这个话题,本来想回应网友对我在武汉拍摄的几张照片的疑问,只是把两张刷屏照片作为引子:一张是傅金可拍摄的“鞠躬照”;另一张是甘俊超拍摄的“夕阳照”。
这两张照片刚出来时,有人叫好,有人质疑,我觉得都很正常,后来当事人也在不同渠道做过一些解释。但最近仍有摄影界的知名人士说:“这完全是两张为了歌颂而摆布出来的假照片”,而且上升到“诚实和诚信”的高度,这就勾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2月22日,3岁小男孩在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感染三病区出院时,与护士长曹玲玲鞠躬致谢,曹护士长随即也向小男孩鞠躬致意。这感人的一幕刚好被她的同事记录了下来。该男孩于2月19日发烧住院治疗,后经核酸检测为阴性。曹玲玲称,见男孩先鞠躬,很是惊讶和感动,遂鞠躬回礼。傅金可 摄  文字据《中国青年报》 图片来自网络

从网络上看到的对这张照片的质疑主要有:“按照疫情管理规定,患者出院有专门通道离开,直接由社区对接,不应该和医护人员在病房区以外合影接触,所以显而易见,这张照片是摆拍的。为什么这样的假新闻不被删除?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何在?”“为什么旁边一个人也没有?家长去哪了?”甚至还有人查了摄影者的背景:医务工作者,副主任技师,摄影爱好者,并据此说“这几个要素都是摆拍的要件”。

我的朋友裘志伟是浙江省新闻摄影学会秘书长,通过他,我联系上作者——绍兴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傅金可。

刘宇(以下简称宇):听说你是摄影爱好者,平时都拍些什么题材?
傅金可(以下简称“可”):是的,我是摄影爱好者,平时医院拍的比较多一点,其他的我也喜欢,但是不太有时间。

宇: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
可:2月22日下午,听说我们医院里有患者出院。我到的时候,才知道患者是个小孩子。后来护士长曹玲玲告诉我有三位患者出院,两位已经走了。拍照的地方是在隔离病区门口,基本上没人的。在场的有小孩的爷爷、奶奶、曹护士长等。小孩已经办好出院手续,但是爸爸妈妈的车还没来,就在这个门口等。奶奶也一直在说,医生真好,谢谢谢谢什么的,然后小孩就鞠了个躬,我赶紧就拍下来了。一会儿孩子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走出去,曹护士长还帮他们拎东西,送到车里。
当时不知道,我后来听说,男孩住院的时候,曹护士长对他很照顾。住了四天,他康复了,检测结果也是阴性的,就出院了。
刘:有人提出疑问,一般鞠躬可能会有先后,是小孩先鞠躬,然后曹护士长再回礼吗?鞠躬的过程有多长?
可:就是一瞬间的东西,举起相机拍了两三张吧,都差不多。后来我自己看看,照片还稍微有点斜的。

宇:这张照片是怎么传播出去的?
可:当晚,我翻看照片,小患者动作越看越萌,忍不住将照片发到医院医务工作群里,大家都被小患者的可爱萌翻了。第二天有同事找出上世纪初浙二首任院长梅藤更医生和小患者鞠躬的照片,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随后,工作群和朋友圈刷屏了。

刘:对于网络上的质疑,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可:其实我的本职工作也很忙,这些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回复,我是个医务人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吧,疫情开始我院立即一级响应,我也是第一批去发热门诊的成员,疫情期间相机经常带着,就是想为医院做些抗疫记录。

我本来希望通过傅金可联系到患者家属。她解释,她不认识患者,一般医院也不会透露患者信息,对此我很理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刘凯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了下来,让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欣赏了一次久违的日落。落日余晖下的两个身影,令人动容”。 甘俊超 摄   文字据《长江日报》  刘凯提供照片

关于这张照片的争议点主要在于:做CT把病人推到户外的合理性;医生和患者同时举起手臂指太阳是否有人摆布;画面中的光影不一致;用手机自动测光程序拍摄的画面应该很暗;后期处理过度等。
找到“夕阳照”的被摄者和拍摄者,费了更多的周折。我先联系《长江日报》的摄影记者贾代腾飞,希望通过他找到写报道的记者和通讯员,但是贾代并不认识他们。又听说上海医疗队的肖像是湖北摄协的摄影志愿者拍摄的,就托武汉摄影师江远新和史栋华帮我打听,最后找到了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拍摄的摄影师何小白,何老师恰好有被摄者刘凯医生的微信。
我通过微信联系到刘凯医生时,他已经解除隔离,处于休假中。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重症医学科的刘医生2月25日在武汉度过了27岁生日。

宇: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人民医院东院我去过,病区大楼里不可以做CT检测吗?为什么要把患者推出来?

刘凯(以下简称“凯”):CT室和病房不在一栋楼啊,CT是在门诊楼,所有住院患者都要到那里做的。能走的自己走着去;坐轮椅的推着轮椅去;不能下病床的,都是由医护人员推着去的。

宇:有人说,做CT护士陪着就可以了,而你作为医生,为什么会陪患者去检测呢?

凯:这个病人情况危重一点,所以就由医生陪。一般坐轮椅的患者都是护士陪的。


宇:那个时候老人的神志还是挺清醒的吧?

凯:他当时还是比较弱的,但是比最开始要好很多。他是2月9日还是2月11日住院的,照片是3月5日拍的。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住了快一个月了,神志、状态也好多了。

宇:那天陪老人去的有几个人?你认识拍摄者吗?

凯:就是患者、我和一个护工。我不认识他的,每次送患者的人也不一样,都是安排的。一般护工都是老大爷嘛,他穿着防护服,我以为他是老大爷呢。后来这张照片火了以后,东院就把他找出来了,大学不是没开学嘛,他就跑过来做志愿者。

宇:当时是谁提议的拍照片?

凯:我说的。做CT在另外一栋楼嘛,回来的路上,正好在两栋楼之间,阳光洒在身上,非常温暖。我就说,我们一起晒一会吧。老大爷也非常高兴,躺在病床上看了会儿,我说,那我们来拍张照片,纪念一下好了。我就把手机给志愿者,帮我们拍照片。你也知道,很多人在里面随手拍两张照片,对吧?

宇:你有没有提议伸手指太阳?

凯:很多人觉得是有的,其实也没有。我在跟老大爷讲话,他后面怎么拍,都没有讲的。我说,哎,大爷那个太阳真的不错的,就随手指了一下,老大爷也把手一指,刚好被他拍下来。他拍完了,我都没仔细看照片。领导在催我,你怎么还没回来?我就把照片发到群里了,然后我还忙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的。

宇:后来是谁传给媒体的呢?

凯:我们医疗队队长罗哲教授发在朋友圈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认识的媒体啊,还有放在我们院的微博上,然后很多人过来了。我都不知道这个事,他们说火了以后,我才仔细看的。

宇:你自己是摄影爱好者吗?

凯:不是,我拍照水平很烂的,平常都不玩那些东西。我不懂摄影啊,这张照片从摄影角度来说算好吗?因为我感觉光线还是很暗的,只是那个角度还可以。

宇:我看到不同媒体刊登的这张照片的效果不大一样。

凯:好多都调了,包括我们医院后期弄的海报,都是重新弄过的。很多人觉得是专业摄影师拍出来的,那个志愿者说他不会摄影的,我上次还和他说,你看,你拍得这么好,人家都说你是专业摄影师,呵呵。

宇:对质疑你有什么要说的?

凯:这张照片出来的第三天就开始有质疑的了。其实呢,我没追求这个东西,反正我们去武汉也不是为了火来的,对吧?大家都为了看病人来的。我们在医院里面也不是闲着没事干,那么多医护跑出去拍照不累吗?我觉得是个运气的事情,刚好光线角度还可以,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大家比较感动啊。真的有人质疑,我也堵不住别人的嘴,值不当,我到现在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我还有自己工作的事情,对这张照片,我都无所谓的。

刘凯医生告诉我,他有拍摄者甘俊超的微信,但是他说“不一定愿意加你”。我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添加了甘俊超。没想到,他很快通过了。小甘是个20岁尚未毕业的学生,一直生活在武汉,但户口是河南的。看到医院发布的信息,就报名当了志愿者,在人民医院东院工作了20天左右。主要是送病人去做CT检查和帮医生送药。他目前找了一个兼职,在等学校上课的通知。透过手机,也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话不多的年轻人,基本上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宇:你本人是摄影爱好者吗?

甘俊超(以下简称“超”):也不算,拍照比较少。

宇:你能描述一下拍照那天的情况吗?

超:因为那个爷爷比较严重嘛,就推了一张床,需要医生陪同,刘凯医生陪我去的。他说帮他留个纪念什么的,去的时候也有拍照片的,回来的时候又刚好看到太阳,就带老爷爷晒太阳,然后就顺便再拍两张。

宇:当时老人的情况怎么样?

超:你跟他简单地对话,他都听得到,也会有反应。

宇:谁提议的拍照片?

超:刘凯医生。那天天气挺好的,刘医生和患者说,今天天气挺好的啊,就晒晒太阳吧,然后让我帮他留个影。

宇:是用谁的手机拍的?

超:是刘凯医生身上的手机,他们病区里用的手机。

宇:在拍摄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让他们指一指?

超:也没有,就纯粹是一个特别的巧合。

宇:当时你拍了几张?

超:当时就按了两张吧,刚好抓到这个瞬间。

宇:照片拍完了以后,刘医生就把手机拿走了,你也没有那个照片吗?

超:对。后来刘医生有传原图给我。

宇:你听到过对这张照片的一些议论吗?

超:之前刘凯医生给我发过,说网上有一些质疑。我没有太多去关注,也没觉得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是帮他留了一张照片。

宇:那你对质疑有什么话想说?

超:感觉没什么可说的吧,不知道说什么。

在采访完几位当事人之后,我仍然不想武断地下结论,每个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照片的后期处理,以及对这两张照片的评价和传播是另外的问题,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虽然涉事者的态度都云淡风轻,没有当回事。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但如果要给某张照片下结论,特别是“假照片”这样近乎“死刑判决”的定论,而且通过网络传播,则应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否则,无论是对于医务工作者、志愿者还是患者,都是不公平的。可能仍然有人会说,你采访的都是当事人,当然要洗白自己了。好吧,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2020年4月22日)


回家

作者: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刘宇



4月23日,马老师在武大凌波门外的东湖栈桥练习跳水。刘宇 摄


在武汉大学凌波门外栈桥上,马老师做了一个向前翻腾一周半,跃入东湖中。原来哪怕在冬天,他和跳水爱好者也会来此锻炼。在蛰伏了近三个月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享受纵身一跃的快乐。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的武汉,抑制不住地展示着它的活力。



4月23日,武汉市民在武大凌波门附近的栈桥游览。刘宇 摄


武汉的公共场所逐步开放:东湖景区开了、江汉路步行街开了、楚河汉街开了……



4月9日,江汉路步行街,身穿汉服的游人。刘宇 摄


因为疫情而影响了普通患者诊治的医院也逐步走上正轨。其他疾病并不会因为疫情的肆虐就不会找上门来,新生的宝宝也不会因为疫情就不来到这个世界。那些在疫情期间生宝宝的新妈妈们,一定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武汉市儿童医院,姥姥和妈妈带着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宝宝复查,宝宝出生时正是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好在都过去了。



4月1日,在武汉市儿童医院,妈妈为宝宝戴上口罩。刘宇 摄


几天后再次去儿童医院,护士陈昱正在给刚出生三天的宝宝洗澡,当天,爸爸妈妈就要带他回家了,他们将来一定会给他讲述他出生时发生的事情,宝宝也一定会伴随新生的武汉健康成长。



4月4日,在武汉市儿童医院,护士陈昱为即将出院的新生儿洗澡。刘宇 摄


回家的还有北京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最后一支撤离的地方援鄂医疗队。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23支医疗队中,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疗队抵达得最早,坚守到最后,投入的人数最多,累计收治的患者最多。同济的护士搂着协和的护士说,之前是绝望,你们来了以后才看到了希望。



4月14日,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同济医院的护士梅佳(右)和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周润奭相拥告别。刘宇 摄

两天后,解放军医疗队悄悄地走了,至此,援鄂医疗队全部撤离武汉。在这座城市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子弟兵已经抵达机场。没有送行仪式,没有鲜花掌声、没有警车开道……在机场大厅里,播放着《十送红军》,部队首长列队站成一排,默默向白衣战士敬礼。医疗队没有走特殊通道,和乘早航班的普通旅客一起接受安检。在安检入口,一位机场的民警右手不停照相,左手举着自制的牌子:“事了拂袖衣去,深藏功与名。”最后一位通过安检的天使郑重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4月16日,解放军医疗队队员在天河机场安检。刘宇 摄


4月16日,最后一位通过安检的白衣天使敬礼。刘宇 摄


新冠肺炎痊愈患者田老伯也回家了。接他回家的是退伍老兵志愿者王元太,他把患者送到小区门口,田先伯一个人提着行李,从大门走到家门,用了6分钟,而他离开家已经整整60天。



4月13日,田老伯从康复点出院回家。刘宇 摄


老伴开的门,并没有出现我设想中那种久别重逢的画面。田老伯自己把带回来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老伴催着他用紫外线灯消毒,赶紧洗澡。我说,病好了,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她有点将信将疑地说,真的一样吗?要是这时候再感染了,划不来。



4月13日,田老伯收拾从康复点带回的物品。刘宇 摄


另一位康复的患者梁老伯能健康地与家人重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死里逃生。68岁的梁老伯是空降兵医院的退休工人,就住在医院的家属院里。元月底,为了替朋友打听床位的事,他曾去过发热门诊。2月3日本人出现了发热症状,再次来到医院时,医生问,这次又帮谁啊?梁老伯说,我自己。住院几天后,核酸检测呈阴性,让他和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此后病情急转直下,发烧39.4度,被转送到火神山医院。小女儿思思听到爸爸转院的消息后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推上救护车,她只能远远地看了爸爸一眼。第二天,医院就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思思彻夜难眠。老人在2006年因患肺癌被切掉了右肺,这次是否能挺过一劫,家人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我见到梁老伯一家人,是在他回家当天的下午。他的妹妹们和女儿、女婿把不大的客厅塞得满满的。老人谈笑风生,丝毫不像刚刚从一场大病中康复的样子。他的妹妹说,我哥是家里的老大。我们几天睡不着觉,但他每次视频时,就是再难受,永远都会说今天比昨天好。他一辈子爱帮助人,能恢复过来,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家人本来准备了两面锦旗,一面送到了火神山医院,但是医院有纪律,不收患者的任何东西,最后锦旗被挂在自己家客厅的中央。另一面锦旗,我陪着老人送给了最先收治他的空降兵医院呼吸科。



4月17日,梁老伯和家人准备把锦旗送给空降兵医院。刘宇 摄


前天下午,我的丈母娘终于从北京回到了武汉的家。她去年十二月就到北京养病,不敢到小区花园散步,怕人家知道是武汉来的。四个月了,车票买了退,退了买。回家了,不会再有人歧视武汉人了吧。接站的时候,遇到在安徽工作的唐先生,带着8岁的女儿回到武汉看望父母,他打算让女儿留在武汉上学。在等车的时候,女儿搂着唐先生亲个不停。



4月24日,汉口火车站,唐先生和女儿。刘宇 摄


昨天,中国摄协摄影队回到了北京,66天,注定会给我们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我不想把它说成拍摄或采访,这是一次生命的体验和精神的洗礼。
或许我是这次在武汉最老的记者吧?我知道,自己的油箱里还有油。感谢中国文联、中国摄协和战友李舸主席,能让一个退休老头重返一线。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信任,尽力了。
还要感谢有耐心看我图文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也许大家看在我是一个照相的份上,对粗陋的文字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和鼓励,你们是我在拍照片的同时写了六万余字的动力。
更要感恩那些让我走进你们生活的每一个被采访者,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我很可能会与你们擦肩而过。你们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交心并没有那么难,有时候只需要一句问好。



4月25日,《人民画报》摄影记者段崴和水神客舍的流浪狗“大黄“告别。两个多月来,记者们一直在喂养它。刘宇 摄


前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乘车穿过武汉长江大桥。望着桥上车辆川流不息,璀璨的灯光染红了两岸的建筑,恍如隔世。《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段崴说,我想哭……
武汉,难说再见!



4月14日,武汉开启灯光秀。刘宇 摄


后记:这篇“武汉手记”开始于武汉,完成于北京。第26篇,也是最后一篇。



(202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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